唐末的沙陀突厥人是叱咤风云的族群，长期汉化了的他们，有着有中原汉人接近的共同文化与心理，同时，还保留了突厥人尚武的彪悍之风，建设了一支令所有对手都望而生畏的常备军。
在公元九世纪末期到十世纪中期短短几十年时间里，沙陀突厥人、党项人、契丹人这三个北方少数族群，在以今山西、内蒙古、山西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等部分地区为主的北方大地上，演就了一出“三角恋爱”。
沙陀族群的大本营主要在山西中部和北部。
在那里，东西两侧分别是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，加上天堑黄河，成为最好的天然屏障；高原丘陵密布，虽然不如漠北或西域的草原那样适宜放牧，但同样可以饲养一些战马和牛羊，并且适合进行战术机动，可谓易守难攻；太行、吕梁之间，是宛如沙漠中绿洲的几个小盆地，可以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。
因此，沙陀突厥人具有经营一方割据的所有要件。
那时，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党项人所居住的夏州东北方向，曾经是沙陀突厥人据有山西以前的势力范围。
年（唐宣宗大中元年），党项人曾经与回鹘、吐蕃部分部落劫掠河西诸州，唐廷派出军队前往镇压，担任前锋的便是对夏州一带非常了解的朱邪赤心（？—年，沙陀突厥人，李克用之父，复姓朱邪，袭父职，一直为唐朝效力）。
此战唐军大胜，朱邪赤心也一战成名，被唐廷赐姓李，改名为李国昌。
因此，党项人与沙陀突厥人很早就有交手经历，并且对后者心有余悸。
（参见拙作）沙陀突厥人后来迁往可以直接威胁长安、洛阳两大都城的战略要地山西的中北部，其原先的住牧地遂被党项所有。
在平定黄巢起义行动中，党项人被安排配合李国昌之子李克用率领河东唐军作战，表现出了应有的恭顺和服从，因此在平叛后的论功行赏时，李克用未计前嫌，实事求是地向唐廷报告了党项人的功绩，党项人首领拓跋氏也因此得到了很高的封赏。
党项人依托着唐朝这棵虽然风雨飘摇、但一息尚存的大树，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、陕北一带小心地扩张着地盘，力求避免与强大的沙陀突厥人发生任何正面冲突。因为一旦有事，对于党项人而言，可能就是灭顶之灾。
年（唐昭宗乾宁二年），党项人首领拓跋思恭去世，其弟拓跋思谏接替了定难军节度使等一应职务。看到党项人在鄂尔多斯一带的管理和经营已经相对平稳，思谏遂带领部众悄然返回夏州地区。因为这个时候，中原正处在又一次大风浪的前夜，已经熟稔政局的拓跋氏，嗅出了空气中那微妙而恐怖的味道。
唐朝的彻底瓦解，直接的“操盘手”依然是黄巢余部。
当年，黄巢的旧将同州防御使朱温，投机降唐，并利用宦官囚禁唐昭宗之机，以勤王之命杀入长安，尽杀宦官数百人，并解散唐朝皇帝仅存的军事力量——“神策军”，从而彻底“绑架”了唐朝皇帝。
在唐昭宗已成孤家寡人后，朱温以长安不够安全为由，胁迫昭宗迁都至洛阳，并致使他人杀死昭宗，立其子为帝。接着，朱温一鼓作气，又将宰相裴枢（年—年，今山西运城市闻喜县人）等30余位朝臣杀死。
两年后大的年，朱温干脆废掉唐哀帝，自行称帝，建国“梁”，封唐哀帝为济阴王，后又将其杀死。，五代十国开始了。
（拙作之一）多说一句，那裴氏家族在有唐一代赫赫盛名，被誉为“河东裴氏”或“宰相家族”，号称“天下无二裴”。据《裴氏世谱》统计，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，大将军59人，中书侍郎14人，尚书55人，侍郎44人，常侍11人，御史10人，节度使、观察使、防御使25人，刺史人，太守77人；封爵者公89人，侯33人，伯11人，子18人，男13人；与皇室联姻者皇后3人，太子妃4人，王妃2人，驸马21人，公主20人等，可谓“将相接武、公侯一门”）
同样拥兵自重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对朱温根本“不买账”，经常与后梁之间进行对攻。在北方的两大强权之外，唐朝中期就开始崭露头角、给中央政府带来不少困扰的契丹人，以及羽翼未丰却野心勃勃的党项人，则分别成为后梁、后唐拉拢或警惕的对象。
十世纪初期，是中原群雄并起的时代，朱温、李克用、李存勖、耶律阿保机（年—年，契丹人，汉名耶律亿。出生于契丹八部之迭剌部世袭贵族家庭，出生地为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境。阿保机统一了契丹人，兼有库莫奚人，于年被推举为契丹人首领，年称帝，为辽朝开创者，后被追谥为“辽太祖”）等等领袖人物，以各种方式汇聚到一起。
为了对付后梁，强大的后唐政权与契丹人结盟了，这个消息让党项人不寒而栗。因为久居山西的沙陀突厥人的目标，是打着复唐旗号努力入主中原，因而对其曾经留居的鄂尔多斯、陕北故地没有太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