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言
西汉时期，各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，特别是中期以后，国家力量深人边疆民族地区，汉族和匈奴、西域各族、越族、西南和东北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得到发展。虽然各族统治者间有过矛盾甚至战争，但在共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，各族间的联系日益密切，融合的趋势增强了，共同为开发边疆、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
匈奴是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。汉初，攻占晋阳（山西太原）及山西中部。公元前年，刘邦率军迎击，被困于平城白登山（山西大同）7天7夜，重贿单于妃始脱重围。此后对匈奴许以宗室女，赠送物资和开放贸易，其贵族仍不断南下抢掠，最严重的一次是挺进到了甘泉（陕西淳化），长安震动。景帝深知买来的安宁不可靠。
于是一面强兵固守，一面徙内地人民实边，鼓励商人献粟运边疆，并练兵、养马。至汉武帝时经济得到发展，中央集权加强，于是反击匈奴，决定性的打击有三次。公元前年，卫青率军大败匈奴，夺河套地区，获牛羊百余万头，置朔方（内蒙杭锦旗）、五原（内蒙五原）二郡，徙十万人实边。
公元前年，二十岁的霍去病率骑兵如飙发电举，一气夺取焉支山、祁连山，匈奴贵族高层战败争斗，牧人又为失去千里牧场悲痛：“亡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”。西汉在祁连山下设酒泉、张掖、武威、敦煌四郡，保证了去西域交通畅通。但匈奴人仍恃汉军鞭长莫及，大肆杀掠边境，于是汉军决心全歼匈奴骑兵。
公元前年，卫青军深人沙漠千余里，包围单于王庭，全歼其随从万余，单于夜遁。霍去病军北进二千余里，歼右贤王及其众7万余。匈奴人此后不敢南下饮马。汉武帝迁民余万去河西走廊及河套屯田。他们开沟筑渠，植树种田，片片绿洲点缀蛮荒大漠，鸡犬声相闻。
匈奴后来分裂为五部，互相攻杀。其中一部呼韩邪单于降汉，得王嫱为妃。汉匈从此和睦共处，50年间无战事。其余各部，或西迁，或北居。
汉匈统治者交恶，可人民间历来有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传统。战争间隙，边境贸易活跃。骆驼、皮毛、马及养马术传人内地，凿井、建筑及筑城术传人边塞。王嫱出塞后，经济文化联系及往来更为密切，既丰富了中原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生活，也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。匈奴族出现了农耕、定居生活和城市。在匈奴族地区出土的建筑物遗存，丝织品、各种铜器和漆器，证实了匈汉族间的联系和和睦共处的情况。
为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，张骞于公元前年出使西域。途中为匈奴人所掳，十余年后乘隙西逃。那时的西域主要指天山南北各地，有几十个政治实体。张骞经大宛、康居抵大月氏。大月氏因新地富饶，又虑西汉太远，张骞活动一年无结果。沿昆仑山脚东归，又为匈奴人所掳，一年后乘其内乱东遁。同行者百余，返长安时只他和匈奴族奴隶堂邑父。汉政府根据张骞的报告扩大了视野，决心加强内地与西域各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。
公元前年，匈奴遭重创。张骞一行轻车熟路，抵达伊犁河畔的乌孙。虽未能说服乌孙东归共匈奴，但乌孙及张骞的副手所到的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（阿富汗）、安息（伊朗）、身毒（印度）等国，皆派专使由汉使陪同回访西汉，表示愿意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。
此后，每年有几批或十几批汉使出访中亚各国，他们皆肩负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双重使命。西汉输往西亚、中亚和欧洲的蚕丝、丝织品、漆器、铁器及冶铁术、凿井术经西域西传。输入中国的商品有马、骆驼、香料、葡萄及其他十多种有价值的作物，以及西域的歌曲、舞蹈、乐器等。
有一次，还带来一个罗马帝国的魔术师，为汉武帝及大臣作了演出。这是见于史册的第一个到中国的欧洲人。
匈奴贵族离间西汉与西域各地的联系，邀击汉使。汉军破依附匈奴的姑师、楼兰、大宛，许乌孙和亲。西域各政权震动，人心思汉。
汉军乘势修复敦煌至罗布泊的边防及交通设施，并在轮台等地屯田，逐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。屯驻士卒60余万，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各地，声威震于殊域。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，进行军事、政治管理，保护商旅往来。这是西域正式归属中国之始。
西南地区许多语言、风俗不同的民族。贵州有夜郎、且兰，云南有滇、雋、昆明，川西南有邛、筰，川西北有冉驼。其中以滇、夜郎发展程度较高，有城邑，有君长，结发为椎，从事农耕。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吃到四川的构酱，探知从四川经西南夷地区可达南越。张骞在大夏看到经身毒运来的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，知道西南夷地区可通身毒。西汉政府因此重视开发西南地区。公元前年唐蒙奉派至夜郎，赠送礼物，说服了夜郎王归汉，其地置犍为郡（四川宜宾）。
不久，司马相如被派往邛、筰，他们也接受了汉政府的管辖，其地设置了十多个县，归蜀郡（成都）直接管辖。以后，邛改为越郡（四川西昌），筇改为沈黎郡（四川汉源），冉驼改为汶山郡（四川茂县），白马改为武都郡（甘肃武都）。公元前年，汉兵临滇，滇王降，封滇王，赐王印，置益州郡。从此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和交往至为密切，生产技术和文化受汉族深刻影响。
东南沿海居住的越族，浙江的称“东瓯”，福建的称“闽越”，两广的称“南越”，其首领皆被汉政府封为王。他们都已进入阶级社会，但在文化和生产上落后于内地，以木石工具经营刀耕火种的农业。公元前年闽越攻打东瓯，东瓯求救于汉武帝。
汉军浮海前往，闽越闻讯，主动撤军。东瓯为免受攻击，请求内迁，被置于江淮之间，与汉族杂居。3年后，闽越出兵攻南越，武帝派兵救援。汉兵未至，闽越贵族内乱，武帝立丑为越繇王，立余善为东越王，共治闽越。公元前年，余善兴兵拒汉，被废，并把其居民迁江淮之间，遂与汉族融合。
汉初，刘邦封赵佗为南越王。吕后时，禁铜、铁输南越。于是赵佗称帝并发兵攻长沙王属县。文帝派陆贾去南越，赵佗去帝号，臣服汉，仍为南越王，领其地。后来，南越丞相吕嘉叛乱，杀南越王和汉使，汉武帝派兵平定。其地设置儋耳（海南儋县）、珠崖（广东琼山）、南海（广州）、苍梧（广西梧州）等9郡，由西汉政府直接管理。从此，汉族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不断传入南方，并在南方兴办学校，经济文化皆有较快的发展。
汉初，东北各少数族统称“东胡”，受匈奴贵族奴役。后来，乌桓族聚居桓山（辽宁阿鲁科尔沁旗）遂称乌桓。鲜卑族聚居鲜卑山（吉林科尔沁右翼前旗），遂称鲜卑。汉武帝大败匈奴时，乌桓族被霍去病迁至河北北部及辽东等地，设乌桓校尉进行统治。在松花江流域有扶余族，已进人奴隶制，以农耕为主。与扶余人语言、生活习俗、社会状况相接近的是长白山区的高勾丽人。汉武帝时设县，属玄菟郡（辽宁新宾），由中央直接治理。
西汉中后期的社会问题和王莽改制
汉武帝末期，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，边陲常年用兵，宫庭生活奢侈无度。徭役繁重，赋税一增再增。破产的农民或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、佣工或卖妻鬻子，沦为奴婢，或逃亡各地。关东流民多达万田只得铤而走险。南阳、楚、齐、燕、赵之间，农民起义不断。多者数千，少者几百，自立名号，攻城邑，释囚徒，杀官吏，严重威胁西汉的统治。武帝不断派兵镇压，又颁“沉命法”，规定郡守以下对所辖区的起义不能及时镇压，处死。由于起义者众，官吏无力平定，多隐匿不报，起义逐成燎原之势。在农民起义再接再厉地打击下，汉武帝终于明白屠杀无济于事。
于是罢逐为他寻仙药的方士，拒绝在轮台屯田远戍，并下诏自责，申明“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”。又命赵过推广代田法和新式农具，以示重视农业。丞相田千秋举事慎重，决不扰民。这样，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了。
结语
昭、宣帝继续推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政策。减田租轻劳役，放弃酒的专卖，平理刑狱，在长安和各郡置常平仓平抑物价，又把国有土地借给贫苦农民耕种免收租税，阶级矛盾相对缓和。然而积弊已深，土地兼并和农民流亡无法遏止。胶东、渤海等地农民暴动已具规模，连宣帝自己也承认“民多贫，盗贼不止”。